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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李零发布日期:2008-11-03

「李零:学术“科索沃”――一场围绕巫鸿新作的讨论」正文

写在前面的话?

在即将过去的1999年里,恐怕没有任何事件比科索沃战争更触目惊心,既体现世纪末的悲哀,又预示新世纪的不祥。我用“科索沃”这个大字眼为这篇文章题名,也许是过于夸张了。 但当我提笔写作这篇文章时,我却忍不住地要想,它和下面那场讨论怎么那么相像,特别是它在圈子里的理直气壮和圈子外的缺乏共识。尽管我们这个时代已是所谓“全球化”的时代,再过两天,我们就要普天同庆这个本来属于西方文化的千禧之年。?

去年8月25日,我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人类学博物馆(Burke Museum)看过一个展览。展览是讲环太平洋地区土著语言的消亡,叫“太平洋的声音”。当我驻足凝望那个名叫“西雅图”的当地土著首领的大幅照片时(他背后还是那座悬在云端的雪山,我从桥上经过每天都能看到的雪山),我何尝不能体会人类学家的叹惋和悲哀。但是我也想过,假如这些环太平洋地区的千百种语言依然存在,人类从来没有任何强制性的统一,我们仍然在为那个“巴比伦塔”的问题苦恼不已,那人类又将如何。

因为无可奈何,所以心平气和。我希望自己能用尽量平静的语气讲话。?

一?

在研究中国一事上,我们对我们的海外同行(其实也包括我们自己)有很大误解,由来已久的误解。一方面,我们有很强的“诺贝尔情结”,急赤白脸想让人家引用和承认,以为只有得到他们的重视,才算为国家挣了脸,也比国内同行高了一大截儿。但另一方面,我们又看不起他们的研究,握手归握手,拥抱归拥抱,人一走,扭脸就说,“话都说不利索,字都认不全,做什么学问”。?

然而,我想提醒大家的是:人家,我是说很多汉学家,他们可根本就没把咱们当回事儿(包括咱们的看家本事和绝活),他们的学问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差(只要你不是拿中国的标准“一把尺子量天下”)。我们要知道,第一,他们的学问是在我们之外,用另一种语言,另一套规范,从教学到研究都运转自如、自成系统的学问,并非离了我们就活不了;第二,他们人数虽少,却坐拥“国际学术”而自大;我们人数虽多,却只有地区的资格(东亚研究的一部分),“小”、“大”的关系是以“位势”而定(“外”总比“内”大);第三,他们对我们看重的是材料而不是研究(但即使是从材料的角度看问题,他们也常常觉得我们还不如日本,因为我们“只有零件没有组装”),我们认为的优势,异地而观之,也许反而是劣势所在。比如我们生于斯、长于斯的“当局者”(insiders)视角,叫他们一说,倒成了“偏见”的别名(“当局者迷”),反而不如他们这些“局外人”(outsiders)来得客观公正(“旁观者清”);我们自以为绝活的文献考据,在他们看来,也是“传统史学”的尾巴割不断,“迷信书本”的恶习改不了。就连王静安先生提倡,我们谁都不敢怀疑的二重史证”,他们也不以为然,觉得削足适履(考古是“足”,文献是“履”),把好端端的考古材料全都糟蹋了。

在近代史学的开辟过程中,我们有过许多矛盾的选择,思想的源泉出自许多前辈,而并不只 是顾先生一家(今天也是如此),但在感情上,在心理上,我们的西方同行,他们却是一门心思,最能认同的就是顾颉刚先生。

西方学者对我们的批评很厉害。很多话在他们是“说者无心”(他们对自己的说法太自信,甚至一点都不跟我们“见外”――尽管我们把他们叫“老外”),到我们这儿就成了“听者有意”(我们太容易把他们当作“无知”,因而也太容易觉得他们“狂妄”,动不动就感情 受伤)。比如我的朋友罗泰(Lothar von Falkenhausen)先生,他在几年前用英文写过一篇文章,叫《中国考古学的史学癖》。这篇文章的中文译文就使很多读者深受刺激(包括我自己)。虽然罗泰一再跟我解释说,他的讲话对象是西方学界而不是中国同行;他的目的是让西方学界了解中国考古,而不是故意为了伤害我们的感情。?

近年来,同欧美学者打交道,我经常可以听到类似的批评,非常尖锐的批评,这就是中国学术已经“疯”了,已经失去对文献的批评精神,已经倒退回“疑古时代”以前去了(刚刚从日本归来,在那里我也听到同样的声音);“倒退”的原因很简单,一是我们的意识形态作怪,二是我们的民族感情作怪,三是我们孤陋寡闻,太不了解国际学术的“常识”或“规范”,有许多“失误”和“犯规”。特别是我们这儿有个声势浩大的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,一 个由中国的学术带头人和一流学术队伍(包括中国最优秀的考古学家、古文字学家和与断代有关的科技专家)率领大家“走出疑古时代”的运动,这对他们的想法似乎是有力证明。

他们认为,这是由官方出钱用于提升和拔高民族自豪感的政府行为(讲炎黄五千年文明,讲龙子龙孙大中华),中国学术的堕落已是明摆的事实。?

西方学者对我们的批评是不是一无是处?我看不是。但他们的理由是不是不容商量?那也未必。我的看法是,恢复自尊,必先放弃自大;没有交锋,也就没有交流。但遗憾的是,尽管中国学者和他们的西方同行在很多问题上看法大不一样(就像瘸子笑瞎子眼睛不灵,瞎子笑瘸子腿脚差劲,背地里的评价都很糟),说到关键之处,躲不过也绕不开,但双方却总也不肯把真实想法摆到桌面上来(聋子式的对话,《三岔口》式的对打)。只是最近我们才有了一些机会,可以比较系统地领教西方学者的想法。一是1996年以来围绕巫鸿先生的新作《中国早期艺术和建筑中的纪念性》(下简称《纪念性》),西方学者有一场大讨论(现在仍在继续);二是由鲁惟一(Michael Loewe)先生和夏含夷(Edward L. Shaughnessy)先生主编、十四位欧美学者(都是研究中国上古史的重镇)执笔的《剑桥中国上古史》终于在今 年出版,书中浓缩了近三十年来他们对中国早期历史的系统思考。?

为了让读者对西方同行的想法有所了解,不但了解他们的批评本身,也包括他们的批评方式和学术规范,我们特意选择前者做翻译介绍。?

在正式讨论之前,我先介绍一下巫鸿先生。?

巫鸿是新一代的华裔美国学者,改革开放之后才到美国。在中国,他曾在中央美术学院读书,在故宫博物院工作,原来就有研究中国美术和中国文物的背景。后来他远渡重洋,负笈哈佛大学,不但原来的背景没丢,又受到西方学术的训练,毕业后,留在哈佛大学执教,现在是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的教授。巫鸿不但在中国留学生中很出色也很走运,在美国著名大学得到很高的位子,而且还入围美国学术界的主流,在艺术史界有很大影响。他的第一本英文专著《武梁祠》在欧美曾深受好评。但这位成功的学者,他既得益于自己的“双重背景”,也受这种背景牵累,正碰到一些前所未有的麻烦。比如他的新作《纪念性》,刚一出版就“走了麦城”,接二连三遭到同行的强烈批评。这就和他的“中国色彩太浓”和不够“国际”有关(虽然读过该书的我们北大考古系的学生说,他们的印象可正好相反)。?

关于《纪念性》的书评,就我所知,至少已有七篇。它们是:?

(1)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罗泰的书评,刊于《古代中国》(Early China),第21期(1996年),第183-199页。?

(2)美国俄勒冈大学拉齐曼(Charles Lachman)的书评,刊于《亚洲学报》(The Journal of Asian Stuties ),第56卷第1期(1997年2月),第194-196页。?

(3)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利斯(Robert E. Harrist, Jr.)的书评,刊于《东方艺术》(Oriental Art),第43卷第2期(1997年夏季),第62-63页。?

(4)美国布林•莫尔学院(Bryn Maur College)戴梅可(Michael Nylan)的书评,刊于《亚洲艺术》(Artbus Asiae),第17卷1/2(1997年),第157-166页。?

(5)捷克国立博物馆柯思纳(Ladislav Kesner)的书评,刊于《中国研究书评》(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),第5卷第1期(1998年春季号),第35-51页。?

(6)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贝格利(Robert Bagley)的书评,刊于《哈佛亚洲学报》(Harvar 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),第58卷第1期(1998年6月),第221-256页。?

(7)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杜德兰(Alain Thote)的书评,《亚洲艺术》(Arts Asiatiques),第53期(1998年),第129-131页。?

这七篇书评,除(2)、(3)是简短介绍,对巫鸿给予肯定,其他五篇,都有尖锐批评,甚至干脆就是体无完肤的批判。在上述书评的作者中,罗泰是第一人。他对《纪念性》的批评还比较含蓄,至少一开头先承认“它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”(第183页),最后结尾也说它“有令人瞩目的成就”,劝大家不可不读(第199页)。但他对巫鸿在技术细节和工作方法上的“小疵”,特别是其“中国式的毛病”却毫不客气,该点到的全都点到,可以说是首发其难。

贝格利先生的书评比较晚出。他和罗泰不同。他关注更多的不是巫鸿在细节上的失误,而是巫鸿至今没有改造好的“中国劣根性”,因而在所有批评者中态度最激烈。罗泰和贝格利,他们都是毕业于哈佛大学,都是巫鸿在美国艺术史界的同行,并被公认是这一领域颇具实力的重要学者。他们的批评当然很有份量。特别是后者,他的批评不仅更能表达西方学者的典型看法,而且还被认为是“毁灭性的批判”,态度之强烈和语气之挖苦,都可说明这件事情的不同寻常。所以在这七篇书评中,我们特意选择了贝格利的书评。其他各篇,因为篇幅有限,只好从略。并且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有关的评论,我们还在贝格利的书评之前加进了一篇秦岭先生撰写的《纪念性》一书的介绍。?

此外,除上述公开发表的文字,在私下议论里,我们也能听到不少类似的批评。只要是西方读者,他们多半都认为,巫鸿的新作确实很有问题。虽然有部分学者认为,贝格利的批评在语气上好像重了点,让人觉得过分,但真正的反批评,除去夏含夷力排众议的简短发言,到现在还一篇没有,这是耐人寻味的事情。?

三?

巫鸿的书为什么会引起西方学界的普遍不满和贝格利的“狂轰滥炸”?原因可能很多。但我们可以讨论的只能是学术原因。这里,撇开个人感情不谈(我和巫鸿、罗泰都是好朋友,对贝格利的学问也非常佩服),我想尽量从学术角度归纳我对上述批评的印象:

第一,《纪念性》和《武梁祠》不同,《武梁祠》的对象只是小时段内的单一艺术形式(汉代画像石),而《纪念性》的对象则是从新石器时代到六朝以前的整个艺术史,包括多种艺术形式。作者以“纪念性”为主线来概括这些艺术形式的发展,极易让人觉得费力不讨好。

批评者觉得巫鸿野心太大,成功太小,理论虚构胜于知识推进,反而不如罗森(Jessica Rawson)教授编写的《中国古代之谜》。8罗森的书只是一部展览图录,但它对艺术的方方面面,特别是很多最新发现,全都讲到了,干货很多,水分很少,大家可以从中学到真正的艺术史知识。?

第二,《纪念性》的写作手法是属于主题先行,这在追逐理论时髦的美国很普遍(和我们这里的新一代学者相似,巫鸿对各种后现代的理论也是情有独钟),它给人的感觉比较类似我们说的“以论代史”,令人觉得好像“酒肉穿肠过,佛祖心中坐”(中国形容酒肉和尚的话):艺术形式的隐显切换非常随意,不变的只是穿行其中的“纪念性”而已。批评者认为, 它所涉及的各种艺术形式(如陶器、玉器、铜器、石刻、建筑),本来都有较早的来源和较 长的延续,往往是呈并行发展,并无前后相继的关系,作者说什么时候什么艺术形式有“纪 念性”,很多都是任意安排,或者至少很勉强。?

第三,西方语言所说的“纪念物”(monument),通常是指在地面上巍然高耸、赫然可见,令人发思古之幽情的神庙、方尖碑和凯旋门一类东西,即主要与建筑有关的艺术形式。但作者论“纪念性”(monumentality),却把“纪念物”的概念放大,也包括藏于隐秘之处的器物(甚至是很小的器物),他对各种艺术形式的讨论,早期(新石器时代到“三代”)偏 重器物(陶器、玉器和铜器,即书题所说“艺术”),晚期(“三代”到汉魏六朝)偏重建 筑(墓葬、宫室、陵墓、城市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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